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视察时强调,要从红色基因中汲取强大的信仰力量。赣南是中央苏区的主体和核心区域,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90周年之际,砥砺初心使命、赓续红色血脉、汲取精神力量,对于推动新时代档案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以来,一直注重文书档案工作的管理。在地下工作中,党的文件由党的负责人亲自保管,或由秘书处秘密掌管,文书档案的管理和利用受到很大局限。红色区域建立后,特别是中共中央机关由上海迁入瑞金后,档案工作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共产党成为红色区域的执政党,党中央机关由秘密状态转向公开,档案工作也随之公开。可以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同时,苏区档案工作也在红土地上应运而生。
1931年11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苏维埃地方政府的暂行组织条例》规定,各级执行委员会设立总务处(厅),也就是秘书处。处(厅)下面设立文书股、收发股、印刷股、交通股等。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有关部委对档案进行了分类整理和保管。各级执委会下设部、委、局机构,各部委在一起办公,办理完毕的公文交秘书室管理。一些十分重要的机密档案由领导人及机要秘书管理。这是战争条件下的一种特定设置。例如,毛泽东本人就随身携带了两箱档案资料以备随时使用。贺子珍作为毛泽东秘书则协助他保管文稿、书籍和文件等机密材料。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档案工作,得到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怀和支持。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过问文件材料的收集、保管工作。毛泽东经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要十分珍爱每一份文件、每一张报纸,保护好党的机密,保证档案的安全,并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任何时候都要注意保护文件。”朱德曾明确指出:“做好档案工作就是保卫革命事业,就是为推动革命事业服务。”
在严酷的革命战争年代,由于战事激烈胶着,中央苏区时期未制定专门的《档案法》,但从有关领导人的指示批示中,可以看出对有关档案管理工作作了规定和说明,而且有的还较详细、周密。1930年12月28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了《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字第十一号命令》,指示“各团、连之重要文件,一律集中到师部去”。1931年3月17日,毛泽东、朱德又联名发布了《红军第一方面军红字第一号训令》,命令各部队在与敌人作战中派人搜集敌人的机密图书、文件、电报,并送到总部。同年4月17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项英,副主席朱德、毛泽东发出通令,决定在军委参谋部成立编辑委员会,负责收集红军的历史材料。1932年9月26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训令》,要求红军作社会调查、地理调查、军事调查,收集民间材料,写出报告,绘制图表送总部。从以上文件可以看出,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对收集和集中保管档案文件以及文书档案工作重要性的高度重视。
为收集丢失、流散的文书档案资料,1933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教育部制发“中央革命博物馆征集陈列品启事”,要求各机关、团体及个体帮助搜集各种标语、决议案、指示信、报告、传单、画报、杂志、报纸、统计图表以及革命政治派别的各种文件等。1934年1月,中央革命博物馆在瑞金城东郊正式对外开放。
中央苏区时期,尽管遭受敌人军事“围剿”、严密封锁,开展档案工作的环境越发艰难,各级机构保管的各类档案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但苏区文件管理人员不畏艰难、恪尽职守、严守纪律,默默无闻地勤奋工作,克服种种困难,有效地保护了苏区党和政府的档案,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长征。毛泽东曾多次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性命可以牺牲,而这些档案、文件不能丢掉的。”他亲自保存的7大包档案资料,在长征中都没有丢失。周恩来强调:“革命根据地的档案工作非常重要,对档案必须保证安全,在危险时宁肯烧光,决不让敌人得到片纸只字。”在这种情况下,苏区党和政府对已有的档案做了特殊处理:对一部分档案进行销毁,一部分特别重要的机密档案装入铁皮箱随军转移,还有一部分则交给了留守的中共中央分局和中央政府留守办事处管理。
1934年10月10日,中央军委《关于转移中的文书档案和保密工作》向各军团发出命令,规定“文件应力求简单并随时整理,分成机密、普通、常用、待查各类别,装置分开,以免混乱”。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的精神,对红军总部及各部队档案进行了清点,分类装箱,并委派专人管理。同时责成中央军委一局组织了100多人的运输队,负责运送中央、中央军委和其他各部的重要物资,其中也包括运输党政军的档案材料。运输人员一路行军作战,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险,许多运输战士牺牲在长征路上,一部分活着的同志背负着贵重的物资和珍贵的档案胜利到达陕北。中央革命根据地失守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实行“茅草要过烧,石头要过刀”的残酷毁灭政策。在这种异常艰险的情况下,留守苏区的干部和人民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保存了大量珍贵的苏区档案资料。至今,在瑞金市仍存放着一万余件革命档案文物,其中,当年的布告、标语、地图、传单、信件等有333份(件),各种报纸、杂志有303份(张、册),书籍1429册(其中线装书有323册)。(贾奕雁 李丽 李传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