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是一种文化，红是一种传统，红更是一种精神，红是赣南土地的颜色，也是赣南人精神的底色。
让我们跟随作家的讲述，回望那片“苏区红”，回溯那段可歌可泣的历史。
苏区精神的生长史
□简心
赣南是块流淌着中国古典中原文化血液的客家祖地，更是承载过中国当代历史风云和命运走向的革命圣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场以赣南为核心区域建立与保卫中央苏区的革命战争，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为中国乃至人类留下了无与伦比的精神文化资产。作为革命道路以及治国理政的探索阶段，中央苏区承载了太多历史能量与悲壮，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进行的土地革命、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法治建设等，以及苏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为和精神，成为宝贵的民族经验与精神谱系。作家如何将目光投向这片红土地与人民，如何站在观照全人类生存发展的视角上，审视、挖掘、创作好苏区题材，真实书写、反映和歌颂这段发生在我们身边、我们地域乃至我们每一个家族先辈参与了的伟大宏阔的苏区革命史，展示苏区时期革命与建设，梳理苏区精神史与生长谱系？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与之相融合的情境天地，这决定于他的气质个性和精神生活史。出生于湖南的张品成与赣南有血浓于水的亲缘。自小随父母下放，他在宁都一个小山村度过了8年青葱的少年时光。从小与这片红色热土耳鬓厮磨，听着红军故事长大，渐渐地，这里的每一棵草木、每一块石头都成了他的密友。这里的每一条山路，每一座祠堂，每一个村庄，都是永远的故乡。有时候一间老屋坍塌，从砖墙夹缝里会发现红军藏下的信函账本及其他文件；一些老祠堂，从那半寸厚的墙面里能抠出许多红军标语和涂鸦。许多根深蒂固的记忆终生难忘。他相信自己对苏区那段历史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结，一直被那个地方和那个地方的人和事感动着，这种感动郁结在血液里，不断鼓动着他的倾诉欲望。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他带着笔记本回到赣南，几乎走遍了当年苏维埃鼎盛时期管辖的所有县区，这些深藏于罗霄山脉、武夷山脉周边的县邑村镇，曾是中央红军活动的区域。红军在此待了五年，打过五次反“围剿”。这里也产生过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启了与一个国家相关的社会治理，金融、农业、工商、邮政、外交、文化、教育、医疗……他深入了解和剖析当时历史背景下的局部，将自己“淘”来的那些故事和素材创作加工，陆续写出了《赤色小子》《最后的比分》等以苏区少年为观照对象的“赤色小子系列”文学作品。
张品成对苏区少年有着特别的关注和敏感，他发现无论在五次反“围剿”还是长征中，妇女儿童所承受的苦难和牺牲，与置身前方他们的父兄丈夫所承受的一样多。那段历史无论光辉灿烂还是惨烈悲壮，都能在这些妇孺身上有最强烈的反映。他选择从儿童的视角切入，似乎能更客观真实地反映当时苏区的社会生态与现实，于是不断将笔触关注的年龄刻度放低，探入处于青春生长期的小红军们内心，记录下战争年代中被史诗叙述所忽略和遗忘的小人物的传奇。他书写的红色少年一个比一个朝气蓬勃，他们生活在乡村最底层，生命悲苦，却坚韧善良、光明向上、反抗压迫，充满了英雄主义的力量感。《赤色小子》这本书由10个短篇小说组成。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生活为题材，以反“围剿”时苏区红军与白军的殊死战斗为背景，栩栩如生地刻画了孤儿“瘦小”、马倌喜子、平三、过房等一群鲜亮活脱的红军小战士的动人形象。《最后的比分》书写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足球运动在一个叫九堡的小镇上逐步开展，从此，一群人的命运因足球联系在一起。军人、泥水匠、厨子、孤儿……不同身份的人们，在“举办一场足球赛”的号召下集结了起来。一场当时看来简直是时尚奢侈到不可能的红军足球赛，带给南方小镇的旧生活观念碰撞与红色风潮洗礼。作者以“小足球，大世界”的手法，由点及面，四两拨千斤，全景式展现了苏区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风貌。当游根放顶着“瓜皮帽”在乡村飞奔出场，那只飞旋的“红色足球”，连同这个“哪吒转世”的红色少年，立刻以“飞毛腿”的速度在南方小镇里刮起了红色旋风。随着足球队组建，被俘的前白军军官黄绅山成为队员。在这只“红色足球”的欢快滚动与红军小战士精神感召下，黄绅山逐步体会了红色政权的优越，对于红军的偏见日渐消弭，终于转变立场，成为革命队伍的一分子。这是一只“小太阳”般的足球，转动的是一个意识形态大世界。
长期对红军长征史实的挖掘研究和积累，让张品成对战争题材有自己独到的认识与理解以及清醒的创作意识和艺术追求。其作品不停留于对历史事件的宏大叙述，不驻足于惨烈的战事描写和两军对垒的生死较量。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生活的幸福与美好。张品成抓住了这一点，纵观他的“赤色小子系列”作品，始终不正面介入惨烈的战场，看不到子弹纷飞，看不到血肉飞溅，听不见战马嘶鸣，却分明能感受到那场战争的风雷及烟云笼罩，文字温暖，节奏也比较明快。他惯以和平的生活烟火来写战争风云，惯以后方写前方，惯以生活小矛盾写敌我大矛盾，惯以客家特色写红色苏区，惯以小人物来写大事件，这些鲜明的叙事角度与特点，展现了他独树一帜的叙事才华。某种程度上，“瘦小”、马倌喜子、平三、过房、“飞毛腿”游根放……张品成塑造的这些客家“赤色小子”，恰恰是苏区精神构建生长的活态载体。
处于全球城市化工业化的信息时代语境，当国民越过生存线转而追求生活的高品质，面对生长于和平年代远离战争烟尘的快餐化“网生代”读者，如何重返历史，从革命岁月中获得能量，培养和塑造精神信仰与英雄钙质？张品成以自己塑造的独具特色的客家“赤色小子系列”英雄群像，向青少年读者交付了自己的一份答卷。这些作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是一种红色精神寻源；在他个人潜意识里，是一种精神还乡。
痛吻红土
□葛顺连
深秋，凉风拂过阑珊夜色，一弯亘古不变的月亮，轻轻地挂在波澜不惊的于都河上。掩卷，仰头，将溢出的泪倒流回眼眶，滋润焦灼的心。月明水静，倒映着80多年前红军长征留下的人和事……1934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于都河畔，8.6万红军将士挥师北上。随后，数十万白军涌入，红土地受到了比革命前更悲惨的遭遇，尤其是那些女性……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赣南作家卜谷踏遍群山沟壑，寻访历史现场，寻找、采访了一批长征留下的女红军、女苏干、红军女婴等，呕心沥血、精心打磨成一串珍珠——《红军留下的女人们》。
循着作者艰辛跋涉的脚步，我们看见了历史中的主人公——于都禾丰上库村，那个着蚕豆花白底大面襟衫的老人，她是当年红军卫生材料厂厂长唐义贞留下的女儿陆叶坪，3岁被寄养到一户赖姓农户家，50多岁时被亲生父亲——国务院原副总理陆定一找回；宁都县敬老院里，那个天天忙碌着照顾几十位烈属的女院长，是宁都著名革命家彭澎的女儿彭国涛，15岁开始跟父亲干革命，亲眼看到父亲被杀头悬城门；兴国县马前托孤雕像前，每逢清明跪拜在地久久不起的老人，就是雕像里女红军李美群手中的婴儿中全列……历史从未走远，它一直在我们脚下这片红土地上鲜活着，河流有声，雕塑有魂，这片土地上有生生不息的气息。那是一段灼人心痛的历史。
看得见的楼宇在热闹中日新月异，看不见的岩浆在红土下无声穿行。透过《红军留下的女人们》，我看见红军母亲唐义贞乳汁与鲜血的交融！在赣南别夫弃女后，她躲在福建产子，不久被捕。被捕前，她吞下机要文件，被剖腹活活折磨至死；我看见红军妻子池煜华倚门守望丈夫李才莲归来，1尺多高1寸厚的门槛被这位痴情的红军妻子踏出了一个深深的U型槽；我想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黄长娇，游击战中为引开“围剿”的敌人，让3岁的儿子吹响子弹壳，口哨声中，年幼的儿子倒下了，她自己被捕了，之后，一次次被联保主任变卖……她们没有在战场上牺牲，却活生生地承受了比战场上、枪炮下更残酷的牺牲。那是一段可泣更可歌的历史。
在被血洗的赣南红土上，红军留下的女人或四处转战，或颠沛流离，或隐居深山，或藏身民间，或剃度为尼，生命让她们背负太多太多的曲折、沉重和苦楚，她们却以无尽的追求、拼搏、奋斗回报社会。1935年，毛泽覃牺牲了，失去丈夫的贺怡，在白色恐怖的赣县，背着幼子在群众中悄悄恢复、发展党组织，一次次为游击队送去药品等紧缺物资；失去了父亲的彭国涛，为躲避追杀，四处躲藏，尝遍人间百味，新中国成立后满腔热情投入工作，哪里艰苦到哪里去。县里要筹建光荣敬老院安顿革命烈属，她欣然领命，在荒山野岭中一砖一瓦亲手建起了光荣敬老院，此后，日夜伺候46位烈属老人，给他们当护士、当保姆、当孝女，任劳任怨地奉献了毕生的大爱大孝；在绝望中守望丈夫归来的池煜华，几十年来先后担任区妇联主任、副乡长、村妇女主任，一直干到73岁，清贫如洗的家中工整地贴着19张奖状：土改积极分子、认购国债积极分子、养猪模范、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三八红旗手……
命运痛吻这些女性，她们却坚韧地报之以歌。这些苦难而昂扬的生命，是一个民族的精义所在！
描出赣南的红
□范建民
“赣州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之一，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作家来赣南采风，了解历史往往会从这样一段“官方发布”开始。这也是赣南诸多红色书籍共同的“序言”。赣南的红，经过90年的不断沉淀和重新发掘，正像枫叶一样绽放灿烂光华。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经由文学家的挖掘、重组、再现，最终上升为艺术形象。作家王松的《红》，就是这样一部献给赣南的书。
在这部书中，王松从一本“红色笔记本”进入赣南历史：“我”小时候获得一本笔记本，被历史老师收缴，大学毕业后重新要回，采风时重新翻看……这段让我信以为真的引言，一开始就显示了王松小说变化多端的叙事风格。接下来是采写日记开头的12个中篇，时时亮出的“笔记本”，仿佛是真实存在的历史“副本”，让人在历史背景与虚构故事中真假莫辨，尽享阅读的愉悦。
王松最早进入赣南，是2010年春参加中国作协“走进红色岁月”瑞金采风团。但他往往不跟随大部队，并且此后三次独自来到赣南，在四个月时间里以瑞金为中心几乎走遍了赣南地区每一个县，为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开始，他只是当作一次深入生活的采风活动，但当面对红军的后代，面对普普通通的百姓，听到一些催人泪下的故事时，他深切感受到作为一名作家的创作责任。王松一路走一路采访，一路走一路写，第一个关于“树生的故事”，他本人还在江西，作品已在《大家》发表。
这批为赣南“描红”的小说最终结集成《红》，以菊瓣状结构串联12个故事，塑造了五大人物系列。这些人物并不是一开始处于刀枪相见的紧张关系中。比如巷道里的守矿红军，与地富分子赖八、温富，本来是生死与共地一起劳动；而杀猪匠付大成，只是为了解救旧日相好的儿子春良而串联了几名受压迫的兵士……显然，通过艺术创造，王松为我们呈现了不一样的“红”。历史，仍然是熟悉的历史，人物却是新鲜、陌生的人物。小说情境建构了“熟悉的陌生”，王松走入历史的路径是迷人的。“巷道里没有黑夜，或者说永远是黑夜。”这是红军转移撤退后赣南钨矿突然安静的巷道。王松在12个故事中，始终抓住红军长征这个历史转折来安排小说人物命运，充分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王松捕捉到大量颇具象征意义的历史细节，如第五个故事中，柏树坪的地富分子宋德万责成长工刘成不断清除院墙上的苏维埃标语，历史的真实感得以强化。
12篇小说，多数是以人物的悲剧命运收笔：引爆矿洞的红军高长山，谋杀敌酋的兵士付大成，与保安团营长同归于尽的客家女如红，为让儿子安心闹红跳崖自尽的客家母亲，在苏干与地富之间机智周旋最后被沉塘的张四十三，终身寻找红军丈夫的李山梅……牺牲也好，死亡也罢，偷生也好，隐忍也罢，构成了赣南客家特殊年代的“生死场”，不由让人想起现代作家萧红笔下的东北大地，那些在日本统治下由苟活走向反抗的一群乡土人物。
王松的小说，能够走进历史又跳出历史，是建立在他对赣南风土人情和人物心理原型的准确把握上。在王松笔下，赣南是一片红土地，更是一片山清水秀婉约温润的江南。据说，王松最后一次采风，是专门为熟悉赣南的风土人情而行走的。在他的笔下，以樟、竹命名的地名和人物，以川、岭安排的活动场域，不但还原了当地的风情，也助推了故事的情节。山歌手秋叶在竹林小屋里送走了李瓜头、田喜、细狗子等一个个喜欢她的乡村青年，红军未婚妻如红用竹阵杀死难以对付的黄营长，温秋云看到饿死的老者满嘴竹叶而再次下山……一次次出现的草药，是人物奇迹复生和游击队穿行林莽的生存智慧。
如果熟悉卜谷纪实文学作品集《红军留下的女人们》，你会发现该书对《红》的创作有明显影响，后者的小说人物在前者中可以找到诸多原型。比如曾用一手打石子绝活拆散姐姐姻缘的温泉根，明显有将军廖振荣的影子；下落不明的姐姐温秋云，融合了红军尼、美丽如狐的“女匪”等纪实人物的传奇经历。王松重新塑造的人物和重新编织的情节，与纪实作品的历史人物之间，构成了一种奇妙的互文关系。
艺术再现与历史真实不只是一种互文，而且是一种修补，能够找出公共话语系统和模式化的语境缝隙。《红》里面的12个故事，像赣南大地12棵形态各异的古樟，人物形象不雷同，叙事结构不重复，历史与现实交融，反映了赣南大地的生生不息。90年后，通过此书来回望苏区那段峥嵘岁月，赣南之“红”依然真实而生动，悲壮而宏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