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前的今天,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但战后对日本和战犯的“清算”却历经两年零七个月的漫长博弈和较量。在这期间,江西人梅汝璈以法官身份,代表中国坐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席上,据理力争,对日本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进行审判。
在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大型展览中,有一件绣着英文标签的黑色丝质法袍被整齐叠放在展柜中,神圣而又庄严,昭示着法律的权威不可僭越。法袍的主人,正是梅汝璈——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当年,他就是穿着这件法袍参加了东京审判,以如山铁证将日本法西斯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出身寒微,立志报国
1904年11月,梅汝璈出生在江西南昌的一户农家。小学毕业后,梅汝璈以优异成绩考进了清华留学预备班。1924年,清华毕业后,梅汝璈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先是就读于斯坦福大学,后又考入芝加哥大学攻读法律,获得法学博士学位。为响应北伐战争,梅汝璈一手组织了中山主义研究会,在留学生中有很大影响。
1929年春,在游历完英、法、德、苏等国后,梅汝璈回国接受著名法学家、山西大学创始人冀贡全的邀请,到山西大学法学院出任教授。
教学中,在强调“法治”重要性的同时,梅汝璈还常以清华“耻不如人”的精神勉励学生,告诫学生“清华大学和山西大学的建立,都与外国人利用中国的庚子赔款有关,其用意是为了培养崇外的人。因此我们必须明耻,耻中国的科技文化不如西方国家,耻我们现在的大学还不如西方的大学,我们要发愤图强以雪耻。”
梅汝璈在山西大学度过了4年时光,此后他又到南开大学任教。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梅汝璈随南开大学一起迁往云南,在西南联大继续任教。
时局动荡,在颠沛流离之中,梅汝璈手中的书本不曾放下,一直在战火中坚守着岗位。不论是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还是在后来的西南联大、复旦大学,梅汝璈的学生遍布全国。他不仅帮助学生树立法治精神,更身体力行地教他们做有骨气、知耻辱的中国人。
临危受命,凌寒怒放
本是一介教书先生,历史却将梅汝璈推向了万众瞩目的前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2月15日,盟军正式成立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11名大法官中,梅汝璈的名字赫然在列。对于梅汝璈来说,能够代表中国参加东京大审判,是一种莫大荣耀,可他心里却没多少底气,尽管自己的学历符合国际社会和盟军总部的要求,但却没有真正上过法庭,何况还是一个这么重要的法庭。
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有威严,梅汝璈特意蓄上了胡须,增添了几分老成。临行前,梅汝璈对前来采访的记者慷慨表露心迹:“审判日本战犯是人道正义的胜利,我有幸受国人之托,作为庄严国际法庭的法官,决勉力依法行事,断不使那些扰乱世界、残害中国的战争元凶逃脱法网。”
带着一身正气,梅汝璈登上了去日本的飞机。东京帝国饭店内,盟军最高统帅中国联络官亲自为梅汝璈举办了接风宴。宴会上,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次长兼国立中央大学校长顾毓琇,将一柄装饰华丽的宝剑赠予梅汝璈。
梅汝璈深深鞠躬接过宝剑说:“红粉赠佳人,宝剑赠壮士,可惜我非壮士,受之有愧。”顾毓琇回答他道:“你代表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和千百万死难同胞,到这侵略国的首都来惩罚元凶祸首,天下之壮烈事,以此为最,君不为壮士,谁为壮士!”
听罢,梅汝璈拔剑出鞘,动情地说:“戏文中常有尚方宝剑,先斩后奏,如今系法治时代,必须先审后斩,否则,我真要先斩他几个,方雪我心头之恨,对这些战犯必须予以严惩,非如此,不能稍慰千百万冤死的同胞。”
座次之争,尊严之战
东京审判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中国虽是同盟国中受侵略最深的战胜国之一,但审判长却是由澳大利亚法官韦伯担任。由于远东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座次,因而这个问题也在开庭前引起争论。
按照国际惯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既是由受降签字国派遣,那么法官座次理应按照受降签字国顺序安排。可韦伯却不同意,出于私心,他希望让英国和美国法官居中就座。
于是在法官会议上,韦伯提出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惯例来安排,即:美、英、苏、中、法的顺序。大家争论不休,最终也得不出一个一致的结论。
这时梅汝璈说道,众所周知,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时间最久,付出的牺牲最大,审判的又是日本战犯,中国理应排在第二位。再者,如果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也没有今天的审判,因此提议不用再争了,法官的座次就按照受降国的签字顺序安排。
尽管当时中国号称世界四强之一,但国力虚弱。对于梅汝璈的提议,西方国家根本不能接受,但又找不到说服的理由。整个会场的气氛尴尬而紧张。韦伯不好说什么,既不做决定,也不付诸表决,这事一直拖到庭审预演。
庭审预演前,各国法官穿好法袍,在法官会议室里集合,韦伯宣布座次顺序为美国、英国、中国、苏联、法国等,并声称这是经过同盟军远东最高统帅同意安排的。
但在梅汝璈眼中,这样安排,表面上似乎有点五强居中的意思,但英美法官居中的用意表露无遗,此事关系到国家地位、荣誉和尊严,决不能当作细枝末节、淡然处之。于是他当众脱下法袍,表示不能参加这样的庭审预演,准备回办公室。
韦伯没料到梅汝璈会作这般反应,他拦住梅汝璈说,这是盟军最高统帅的安排,希望他妥协。可梅汝璈义正言辞地反驳道:“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中国是受日本侵略最惨烈,抗战最久,牺牲最大的国家,在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上,中国应有的座次被推后,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来来回回,庭审预演已经推迟了约20分钟,梅汝璈寸步不让。迫于压力,韦伯再次来到梅汝璈办公室,对他说:“大家同意你的意见,法官座次按照受降签字国顺序安排。”梅汝璈这才重新穿上法袍,在居中位置参加庭审预演。
正义审判,千秋凛然
1946年5月3日上午9点30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开启了一场被称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审判活动”。
列席审判的11个同盟国中,有些国家并没有遭受日本的侵略,他们感受不到那种切肤之痛,所以他们对日本并没有很深的仇恨,对这次庭审也存在异议。尤其是美国统帅麦克阿瑟,在梅汝璈强烈要求对日本裕仁天皇这个罪魁祸首进行审判时,他却以《波茨坦公告》为借口拒绝了。
庭审中,面对法官审问,日本所有战犯无耻到异口同声地说自己无罪,甚至不承认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发起的,强行狡辩只是局部冲突。如此诡辩之下,中方律师要求检察官传唤日本陆军中将田中龙集作证。让日本律师没有想到的是,田中直接承认了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军队所为。
检察官继续询问田中,“上海事变”“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是否都是日本实施的?田中直接指出这一切的计划者就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通过指证,最终认定日本在中国的进驻是非法侵略。
接下来就是案情最严重,需要单独审判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的直接策划者是松井石根,面对审判,他竟矢口否认。为了伸张正义,梅汝璈传唤当时住在南京的外国商人、牧师等目击证人,向各位法官展示两年来收集的日军在南京的桩桩罪行,看到当时拍摄的影像,所有法官、记者都背脊发凉。
转眼1年时间过去了,梅汝璈怎么也没想到,对日本的审判会如此的复杂和艰难。
1947年9月16日,对发动侵华战争的两个甲级战犯土肥原贤二和板垣征四郎进行审判,他们手上沾满了无数中国人的鲜血,欠下中国人累累血债。土肥原贤二采取一言不发的策略,试图利用英美法系的法律漏洞逃避罪责。
板垣征四郎更是狂妄,写下48页的辩护词将发动侵华战争美化成雪中送炭,还扬言要和中国律师团大战300回合。梅汝璈与助手几乎不眠不休,夜以继日收集日军侵华证据。他告诉自己的助手:“若不能严惩,决无颜再见江东父老,惟蹈海而死,以谢国人。”
1948年11月12日,审判经历两年多。到了给罪犯定刑时,令梅汝璈想不到的是,此时西方国家谈起了人道主义,认为应该文明量刑,特别是印度法官巴尔更是说出了佛教对生命尊重的言论。因此,法庭上不赞成死刑的人数居多。
梅汝璈深知,他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祖国的重托,是为千千万万受苦的同胞伸冤报仇。他慷慨陈词道:“宗教是告诉世人,怎样才能达到天堂,另一方面,法律明确规定了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做,否则就要受到惩罚,就要上断头台,就要上绞刑架,这就是法律。如果法律不给日本,不给这些战犯以最严厉的惩罚,谁敢保证日本有一天不会再次挑起战争,谁敢保证日本不会再侵略别的国家,谁敢保证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会再次复活。”
在起草判决书时,梅汝璈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人受害最深,最具发言权,主张日本侵华罪行这部分应由中国人书写。法庭接受了梅汝璈的提议,决定由他负责判决书第四章“日本对华侵略”的起草工作。
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当时庭审工作已经结束,各种资料、证据堆积如山,梅汝璈和他的助手竭尽全力,向法庭提交了200多页、长达10万余字的判决书章节,获得了法官认可,为东京审判作出了贡献。
在梅汝璈的据理抗争下,日本28名甲级战犯最终受到了应有惩罚,并以6票对5票险胜,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武藤章、板垣征四郎、广田弘毅和木村兵太郎等7名主要战犯送上了绞刑架,为国家和民族争得了公义,赢得了世界的赞赏和尊重。